這個推斷有無載諸史冊的史據(jù)呢？歷史并未恩賜給我所謂載諸史冊的現(xiàn)成答案。只緣那時在云南的茶樹王國境內，所有土著部族尚無自己的文字，他們當然無法作也所謂載諸史冊的文字記載。而漢族的王公大臣及其御用史官之輩，則又把那些土著部族視為可怖的蠻夷，當作征服而供其奴役與剝奪的對象，哪里還會記載他們的什么創(chuàng)造與發(fā)明，贊美他們的什么智慧與文明呢。即如后來到了唐代，由朝延派駐南詔古國的漢官樊綽，他雖在他所編撰的《云南志》（卷七）中說，“茶，出銀生城界諸山，散收無采造法。蒙舍蠻以椒、姜、桂和烹而飲之。”此言卻亦不足以為據(jù)也。
既然說是“散收無采造法”，但接著卻又說是“蒙舍蠻以椒、姜、桂和烹而飲之”，這在事理上說得通么？試問，若是無有采茶法并制茶法，那么，銀生城界諸山之茶，怎么竟會采制出來而轉運行銷于蒙舍即今洱海地區(qū)一帶去的呢？而且，那些“蒙舍蠻”所采用的吃茶之法，恰恰是餅茶的飲啜法，并且恰恰跟上述《廣雅》所說的餅茶之飲啜法，兩者煞是相似呢：一則說，“用椒、姜、橘子筆之”；一則說，“以椒、姜、桂和烹而飲之”。
且看一個是三國時代的餅茶飲啜法，一個是唐代晚期的“蒙舍蠻”所用的無以名之的飲啜法，兩者相隔達五百余年之久，吃法竟是如出一轍的相似，這個茶史之謎，試問，該是難解還是不難解呢？
普洱餅茶的起源迄今仍是一個未解之謎。
我這里所說的普洱餅茶，其旨卻并非是就餅茶說餅茶，而是以餅茶作為一種類型標志，就此用來論說普洱型各種緊壓茶，包括普洱沱茶，普洱方茶，七子餅茶，團茶，竹筒香茶等等。因此所謂普洱餅茶的起源之謎，實質上即指云南緊壓茶和中國緊壓茶的起源之謎。
那么普洱餅茶到底是發(fā)源于何處呢？其文化淵源來自哪里呢？某些學者斷然論定，它是來自陸羽的《茶經(jīng)》，全然承襲了陸羽的衣缽，或說是繼承了唐、宋、元三代的“團茶”之衣缽。不過，他們深感遺憾的是，陸羽所撰的《茶經(jīng)》之中，卻“唯獨漏掉了最能繼承他衣缽的云南普洱茶”！
中國餅茶并非經(jīng)由陸羽之手發(fā)明的。因為早在唐代之前，而且至少早在南北朝之前，甚至更還在兩晉之前，我國就有餅茶聞世。它恰恰就記載在陸羽的《茶經(jīng)》上。其原文是這樣的：
《廣雅》云：荊、巴間茶葉作餅，葉老，餅成以米膏出之，欲煮茗飲，先炙令赤色，搗末，置瓷器中，以湯澆覆之，用蔥、姜、橘子筆之。其飲醒酒，令人不眠。
——引自陸羽《茶經(jīng)·七之事》
且看此文的記述中，既有餅茶的采制法，又有餅茶的飲啜法。而且就餅茶的采制法來說，其時至少已然有了兩種：一種是采來老葉做成的餅茶，一種是采來嫩葉做成的餅茶，兩者的制法則各各不同；這就是所謂“葉老者，餅成以米膏出之”；至于葉嫩者呢，則其在餅成之后，當然就無須以米膏出之。
那么，這個餅茶的采制法和飲啜法是何人記載下來的呢？更重要的是，它是什么年代記載下來的呢，而且其所記載的則又是何地出產的餅茶呢？
先且從《廣雅》說起罷——
《廣雅》本是一部字書。而中國餅茶最早見之于歷史記載的，準確地說，最早見之于漢文的歷史記載的，就在這部字書上?！稄V雅》的作者張揖。張揖，乃魏國清河（即今河北）人也。張揖曾任“明帝太和中博士”，而“太和”即魏明帝年號（227-233），當然乃屬三國時代無疑。這就是說，早在陸羽《茶經(jīng)》問世的五百余年之前，中國餅茶就已然見諸史籍。
再說《廣雅》記載的餅茶，原文說是出自“荊、巴間”，所謂“荊、巴間茶葉作餅”之說，就其所指的地域而言，不止是指現(xiàn)今的四川、湖北一帶，而且還指現(xiàn)今的云南、貴州一帶。那么，在上述四個地域之中，何處最有條件足以作為中國餅茶的濫觴之地呢？
依我拙見，中國餅茶的濫觴之地，理當就是云南，特別是云南境內的西雙版納并思茅一帶，只緣這里乃是中國茶樹原生地的中心地帶之故也。